很多朋友都知道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”，它又称“人质综合征”、“斯德哥尔摩效应”等，指的是受到恐吓和迫害的人对恐吓和迫害者产生了相信、服从、依赖甚至同情、怜悯等情感，两者的关系是恐吓和迫害者是强势的一方，受恐吓和迫害者是弱势的一方，后者视前者为强者或者说领导者，前者是后者为受支配者，因此后者往往会完全听命于前者，那么前者通常就会对后者为所欲为，甚至有时候后者还会反过来帮助前者。
去年11月28日，身负7案的“杀人魔女”劳荣枝落网，从那个时候开始劳荣枝案就备受关注，今年12月21日劳荣枝案开庭审理，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此女利用了“斯德哥尔摩效应”来为自己辩护，虽然她没有明说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”一词，但庭审中她表示是因为被法子英胁迫才成为重犯的，称法子英以她的名誉和她及她的家人的生命为要挟，迫使她去做犯法的事情，以她为诱饵勾引男性作为人质进行抢劫和敲诈勒索，之后再杀害，1996~1999年的两年多时间中，两人以勒索钱财为目的共同杀害了7人。而且法子英对他毫不怜惜，迫使它去夜店坐台，还导致她多次堕胎，有时堕胎当天还强行占有她，说的是相当可恶，而且说法子英伏法之后她相当高兴，觉得是警察为民除害了。
劳XX的话语想表达的意思很明显，就是她是被胁迫的，法子英是相当凶恶没人性的，那段时间中她不得不服从法子英去做犯法的事情。劳荣枝在与法子英共同犯案的过程中，她的表现是否属于“斯德哥尔摩效应”，虽然不会成为案件判决的关键因素，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判决结果，在全球大部分国家中，“斯德哥尔摩效应”并不会作为一种非正常人的征状左右成年人案件的判决，但是会作为案件判断的参考。
按劳XX所讲的说法，她肯定是被迫服从法子英的，但是判案讲究的是证据，不会只采信一面之词，但是她在法庭上那样说，又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到底是不是她说的那样，如果她是为了自保而故意那样说，那原则上也需要证据证明不是她说的那样。
“斯德哥尔摩效应”的名称源自于1973年8月23日发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的一次银行抢劫案，歹徒抢劫失败之后，挟持了银行中的4名职员与警方对峙，在长达5天零10个小时的对峙时间中，在歹徒的强势压迫下，4名职员在立场上居然站到了歹徒一方，甚至有一位女职员还在官方对歹徒的审判期间与歹徒订了婚。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据此认为，人在受压迫的情况下会产生屈从甚至认同施压者的情绪和心理，斯德格尔摩效应就是形容这种心理的，这种因恐惧产生的奇怪的奴隶般的心理能让人质爱上罪犯，奇怪不奇怪？
人性是很复杂的，它本质上是以生存为第一位的，然后是讲究怎样活得好，也就是安全感、声誉、生活质量和实现自我价值等方面的需要。因此在受欺负和迫害的情况下，人为了自我安全、求生和自保以及保护家人朋友等，常常会屈从于强迫者的意志，从而为强迫者服务，有时会逐渐以强迫者的意志为自我意志。那么劳XX是这样的吗？
从新闻报道中关于劳XX的事情以及表现来看，几乎找不到她受胁迫的证据，她与法子英在一起的时候早就已经是成年人了，完全有自我判断和行动的能力，她在与法子英共同的7次作案期间曾经数次分开，一个人辗转过多个城市，但都是自动要到与法子英说好的地方会合，这期间她完全可以摆脱法子英，也可以告诉警方。法子英与他的会合地点，即便她不愿意被抓，她也可以匿名举报，从而帮助警方抓捕法子英，使之不能再为害人间。
如果说她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，实际上她也完全可以避免，她有着太多让法子英伏法的机会，比如在她出去坐台的时刻，甚至是两者挟持人质，一人去取钱的时刻，她都可以报警让警方将法子英抓捕归案。但是她并没有那样做。两人在一起的两年中，显然法子英并没有限制她行动的自由，也没有强迫和恐吓她的证据，而她作为一个成年人，也完全有着理性判断和行动的能力，因此她以“斯德哥尔摩效应”为借口也是说不通的。法子英于1999年7月28日在作案后的负隅顽抗中被捕，于同年的12月份被枪决，劳XX事先逃脱，之后亡命天涯混迹社会20年，直到去年底落网。在这期间她肯定想过很多如果被抓捕后如何为自己开脱罪名的方法，作为一名中专毕业可以在小学任教的语文老师，她也完全有自学法律的能力和可能，但也不排除之后有人指点她保命的方法，因此她才会那样说为自己开脱。
“斯德哥尔摩效应”通常最容易在未成年人中产生，因为未成年人一般还不具有正确的识别、判断和执行能力，善恶分辨能力和法律意识还都不强，从小养成的对大人的依赖能力使其更容易对强者形成依赖，因此比较难做出正确的判断、选择和行动，但是劳XX的表现显然不太符合这一效应的特征。
您认为劳荣枝的表现是斯德哥尔摩效应吗？可以在下面聊一聊哟！参考资料：《时代周报》12月22日文章《劳荣枝案庭审“下半场”：检方称犯罪突破人性底线，她还想要个机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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